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上有虎噬人图案，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司母戊鼎发现后被一古董商欲以20万大洋买下；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该商人便要求村民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耳便锯不断，惟有作罢，并重新埋下避免被其他人发现（该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

另有说法，大鼎在出土时只有一只立耳，另一只丢失。挖出鼎的村民为了便于运输，决定用钢锯锯鼎，但最后收效甚微，只锯开一个小口，只得作罢。最后是用回填土的办法，用了3个晚上把大鼎挖出地面[1]。大鼎刚出土恰逢闻讯而来的日本人索要，当地村民为了防止大鼎被日本人抢走，村民将大鼎重新掩埋起来。


司母戊鼎

1946年司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并精心复制了一只鼎耳补齐。

1948年5月29日，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1949年国民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将大批珍贵的青铜器运往台湾，由于战事紧急，而司母戊鼎太重需要起重机吊装，当时无法找来起重机，只得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编辑] 铸造
司母戊鼎的合金成分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相同。司母戊鼎除立耳是先铸成后嵌入鼎范，鼎身是一次浇铸而成，共享28块陶范[2]。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3]

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4]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司母戊大方鼎的另一只“耳朵”

2006年7月，立陶宛。世界遗产第30届年会将在这里召开，这个事与中国的司母戊鼎发生微妙的联系，那就是——要让司母戊鼎在故土多留些日子，为河南安阳殷墟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鼎”力相助。

司母戊鼎，国之重器。2005年9月18日，离开故土59年、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鼎，在4辆武装警车的护卫下，出京城，回殷墟，用于3个月的短时“借展”；如今，它要待到世界遗产第30届年会之后才回京。司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之冠，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1939年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它在安阳市武官村一个庞大祖坟地下13米深处被偶然发现。司母戊鼎主要的发现者、保护人吴培文，如今已是86岁高龄；当年为了不被时刻觊觎着的日寇发现，大鼎曾埋于他家院子里，掩以粪土。抗战胜利后，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曾作为蒋介石的寿礼，专车运到南京；后来，国民党政府想把它运往台湾，但800多公斤的鼎身毕竟太重了，所以最终留在了大陆。

以上是背景交代，我要说的是司母戊鼎的“耳朵”。如今我们看到的司母戊鼎的两只鼎耳，有一只是假的，是后来镶嵌上去的。司母戊鼎在出土后的历险过程中，曾差点被古董商以20万大洋买走，当时也是因为太重了难以搬运，所以古董商提出要大卸八块。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馊主意。农民锯之不动，就用重磅大锤猛砸，结果也只砸下其中一只“耳朵”。无法拆卸，所以也就没有卖掉。但是，那一只被愚蠢砸下的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与缺憾。

渡尽劫波方鼎在，遍看鼎身少一耳。掉耳的司母戊鼎，本来是断臂的维纳斯。当然，维纳斯的两条胳膊并不是被砸下来的。假设司母戊鼎的两只鼎耳在当时都被砸下，那么，就像维纳斯的两条胳膊，永远无法弥补与镶嵌了。问题是仅仅被砸掉一只，还有一只存在，后人就可以轻易仿制，照着葫芦画上瓢。

司母戊鼎，国之骄傲，那是三千多年前的杰作；方鼎缺耳，器之大憾，这是六十多年前的愚行。古人遥远的杰出和今人新近的愚昧，对比是那样的鲜明。但在我看来，更愚蠢的还不是砸鼎，而是后来的补耳！我的核心问题就是：国人为什么一定要给母戊鼎补上一只假耳朵？我更愿意看到缺了一只耳朵的真实的司母戊鼎。当然，如果司母戊鼎没有补上那只假耳朵，让它空缺着，我们也不能轻飘飘地说一句“残缺之美”，因为它肯定是不美的“维纳斯”；我只是希望，司母戊鼎必须是真实的司母戊鼎，而缺了一只耳朵的司母戊鼎才是真实的、完整的；而多了一只“假耳朵”的司母戊鼎是伪装的、赘余的。用缺了一只耳朵的司母戊鼎，给世人、给后代以更大的震撼、更强的警示、更多的教益。但是，有人把残缺的一只鼎耳给补上了，这不再是无知农民的行为，而是知识界聪明人士的作为。

在人的思维中，对“愚蠢的缺陷”往往是难以容忍的，而对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国器”，更有不让“缺陷”存在的思维，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思维本身的大缺陷。为什么司母戊鼎就不能缺一只已缺的耳朵？因为它是国器？是国器就得完美？这一只假耳朵，一直在欺骗着参观者、受教育者，遥想当年我读历史课，哪里知道这个国宝镶嵌着一只假耳朵？被伪装的国宝，它是什么样的国宝呢？用伪装所装饰得完美，世世代代教育了国民，当伪饰一旦曝光，被“熏陶过”的人是如何的感想呢？对于我来说，缺了一只耳朵的司母戊鼎，不会在我心中形象坍塌；但是，给司母戊鼎补耳朵的聪明人，以及拿伪装的司母戊鼎教育我们的知识者，却在我眼里坍塌了。

人是非常容易愚蠢的，因而人类有足够的能力抵达愚蠢。在种种人类的愚蠢中，最可怕的愚蠢大约就是自以为智。如果说农民当初砸掉一只鼎耳是凡人的愚蠢的话，那么，后来给按上一只新的鼎耳，则是标准的“智者的愚蠢”。诸多智者的蠢举，就是这般用“假体”掩盖“真相”。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得好：“愚蠢的本性是只见到别人的过失而忘掉自己的错处。”这就是可怕的智者之愚、识者之蠢。智者的愚蠢是本质的愚蠢，往往以为自己弥补残缺掩盖真相是聪明的，以为自己折腾的“东东”创造的“西西”是美妙的，以为自己构建的天堂之境理想之国是能被他人带来福祉的。

智者最难以跨过的思维门槛，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迷”者通常都是“当局者”而非“旁观者”。智者所处的“庐山”，往往很美妙，而且很多是无影无形的，比如制度软环境就是这样。处在无形的制度环境中，就无法看清制度本身。聪明人的思维无法跳出“庐山”，除了“庐山”有太大的魅力，还因为有一道“霍布森之门”，根本无法跨出这个“小门”。“霍布森之门”说的是，在1631年的英国剑桥，有位做马匹生意的商人霍布森，他卖马时承诺，只要给一个低廉的价格，可以随意挑选，但你要有本事把马牵出他那马厩之门；霍布森在马厩上只留一个小门，好的高头大马根本就出不去，出去的都是些小马瘦马赖马，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即所谓“霍布森选择”。无法跨过霍布森门槛、无法跳出霍布森之门，那么，聪明人展示给公众的思维结果，必定是瘦马一头——一如那安上去的司母戊鼎假耳朵。

人类最大的愚蠢之举，大多都是脑袋聪明的智者所干的。在凡人之愚、知者之愚、智者之愚的不同的层面，智者之愚之蠢确实是最不可原谅的。但现实又迫使我们先容忍、再告知，最终谋求改变。那么，真正的智者如何忍受“聪明者之蠢”？这确实是个难题。“智者最没有耐性，因为学识减少了他们的耐心。知识渊博的人很难被取悦。俄庇泰特斯告诉我们，生活最重要的准则在于懂得如何忍受一切。他认为这是智慧的一半真谛。容忍愚蠢需要极大的耐心。”哲人葛拉西安非常富有智慧地说，“有时最令我们痛苦的人正是我们最依赖的人，这帮助我们战胜自我。耐心能带来无可估量的内心平静；而内心平静是世间的福祉。不懂得如何容忍他人的人如果还能忍受他自己的话，就应当独处。”如何做到“容忍愚蠢”这第一步，这是众多智识者面临的巨大逻辑困境。

如今，透过司母戊鼎的另一只“耳朵”，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被“弥补”的缺陷是一个更大的缺陷。那么，现在也得容忍这样的愚蠢与缺陷，不必再把“假耳”敲落或摘下，但除此之外，还需要第二步：把真实告知参观者，将真相告诉公众、告白天下；还需要第三步：用那一只假耳朵，给公众，给公众中的智者，尤其是“身在庐山中”的智者带来教益，不要再出愚蠢的手，不要再犯曾经的错。

五年时间，南京“克隆”司母戊鼎终于成功了

【南京日报报道】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前天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就在1个月前，随着一尊巨鼎在南钢某铸造车间破茧而出，殷墟青铜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迄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的铸造工艺之谜被彻底揭开。“5年了，这事历经了太多曲折。”主持《泥范铸造“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这一国家课题的南博青铜器专家王金潮说。


五年铸一鼎多灾多难

2001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立项，次年，破解大鼎工艺的研究正式启动。期间，研究遇上了“非典”、合作企业厂房搬迁、铜价从每吨1万元飙升至7万元等一系列问题，被迫干干停停。


去年12月的一件事，至今令参与铸造工作的南京古艺术青铜研究所所长王丰陵记忆犹新：“当时整个大鼎的泥范（注：中国传统青铜器铸造中使用的模子是泥质的）制作完成，就差灌铜汁一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袭击南京，第二天早上打开车间大门时，泥范冻裂成数块，真是欲哭无泪。”这一波折令铸鼎工作被推迟到今年五六月间。6月18日，当近1吨重的铜水注入泥范，现代司母戊大鼎破茧而出时，所有人感慨不已。


按原工艺再铸只能形似

事实上，用现代工艺铸造一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的青铜鼎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然而，当今人舍弃一切现代工艺，用3000年前的工艺来铸造如此大的一件青铜器时，困难超乎常人想象。王金潮从河南运来了2吨商文化层以下的黄泥，3000年前商朝人正是用这些黄泥做成青铜器的泥范。然而这些细腻的黄泥却缺少做泥范的黏性，“古人一定在黄泥中添加了某种物质增加黏性，但添了什么却无从知晓。”最后还是用南京本地的黏土按一定比例混合在安阳黄土中后，泥范终于做了出来。


不过，王金潮总结自己的研究时说：“虽然当时铸造大鼎的7大步骤的细节都已经全部搞清，但如今依照这些步骤铸造的司母戊鼎只有形似，却无神韵。殷商时期确实是青铜铸造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


大鼎是商代人试验品

更令人吃惊的是，王金潮发现，司母戊鼎其实也是商代人的一件试验性作品。他告诉记者，大鼎平均厚度达到2厘米，需要近1吨的铜汁，但在实验中他们发现，当这么多铜汁灌进泥范中时，很容易将泥范冲裂而漏铜。司母戊鼎一个侧面和4条腿上的拼接痕迹表明在第一次浇铸时，在鼎的东侧壁，泥范发生了破裂，铜汁没能把泥范灌满，4条鼎腿都短了20厘米，商代人不得不二次制范进行补接。王金潮推测，通过这次试验，商人取得了铸鼎的极限值，因此至今没有出土过比司母戊鼎更重的青铜鼎。　

司母戊鼎阔别近60年昨回殷墟“省亲”为申遗助力

司母戊大方鼎回殷墟“省亲”
9月19日，“司母戊大方鼎故里展”迎接仪式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苑举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阳市从国家博物馆借展司母戊方鼎和妇好墓出土的文物精品，借展期限为3个月。“司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的青铜器，是1939年3月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村民发现的。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大鼎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后被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现在的南京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后，司母戊方鼎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外形被博物馆定为馆徽标志，并成为镇馆之宝。司母戊大方鼎将于9月25日在新落成的殷墟博物馆专用展厅里与游人见面。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古老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今天上午举行盛大仪式，欢迎国宝司母戊大方鼎阔别家乡近60年后重回故里。为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最后一次考察评估，向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作最后冲刺，安阳市今年投资2800万元建成了殷墟博物馆，将于9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并从国家博物馆借司母戊大方鼎及其它文物精品回乡展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殷墟发掘出土的近600件珍贵文物也将首次与世人见面。

     
据了解，安阳市委、市政府2001年正式启动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国家文物局于2002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此后，殷墟开展了自遗址发现10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整治活动。

    在遗址展示方面，殷墟先后完成了宫殿宗庙基址的夯土复原标识、甲骨文碑廊、王陵大墓植被标识等展示项目，并在此基础上举办了《殷墟概览》、《殷墟发掘史展》、《王陵大墓陈列展览》、《殷墟车马坑展览》等一系列富有浓郁殷商文化特色的陈列展览。

    保护殷墟还被纳入法制轨道，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对此进行了专项立法，《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于2001年10月正式颁布实施。有关专家制定的《殷墟保护总体规划》也通过了论证并交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

    今年7月在南非召开的第二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殷墟被列为2006年第三十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审议项目。世界文化遗产评估专家将于近期在安阳进行为期3天的最后考察评估。为迎接评估，近一个时期以来，安阳市又对遗址展示、环境治理、档案信息建设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完善和提高。

    为了让殷墟文物有一个安全的家，安阳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制了殷墟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方案，严格按照科学、环保、安全的要求和符合遗址保护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同时尽可能地使新建筑与殷墟遗址景观相协调。博物馆所有建筑均修建于现有地表之下，地表有多种植被覆盖，以便继续保持殷墟遗址的原有面貌。

    殷墟遗址（延伸阅读）

    殷墟遗址，又称中国安阳商代遗址，是中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它占地约24平方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

    1899年的一天，北京城里的国子监祭酒兼团练大臣王懿荣在一味叫“龙骨”的药中，很偶然地发现骨上竟然隐隐约约刻有字迹，这就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这些“龙骨”都来自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殷墟。

    1928年，考古人员对殷墟进行了正式发掘，这标志着我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殷墟遗址的发现名列我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将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300多年，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覆盖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点，以其完整的都城遗址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成为我国青铜文明最杰出的代表。

    殷墟对于认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发展以及我国古代文明的成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将其列入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清单。(《人民日报》 2005年09月20日 第十一版/记者戴鹏)

司母戊大方鼎当年发现者讲述国宝劫难经历

9月19日，阔别故乡59年的青铜之冠、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司母戊大方鼎回到家乡安阳省亲。

　　9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家里，85岁高龄的吴培文——当年发现、挖掘司母戊大方鼎的42名村民惟一幸存者，当今世上司母戊大方鼎发掘过程的唯一见证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打开了66年前的记忆之门——

　　发现——村民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不小心挖出了“青铜大炉”

　　武官村是距安阳市区3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吴培文老人住在武官村289号一个朴素的小院里，当年这座小院落前后通街，是他父亲留下的家产。

　　当年，安阳小屯一带发现大量甲骨文以后，前民国政府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发掘。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鬼子的侵占，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了。鬼子一来，村民真是度日如年。人饿得没办法，只好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

　　1939年3月初的一天，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已过世)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探宝”。挖宝有挖宝的门道，什么是生土，什么是熟土有讲究。探杆碰到铁、铜或者玉石，带出来的土颜色不同，“老江湖”一看便知。接了两根杆，打到13米深的时候，已经打到水脉了，突然，探杆触到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探杆卷了，探杆头上带上来些许铜锈。

　　“有宝物！”吴希增收拾工具悄悄回村找到吴培文。一商量，决定找几个人，夜里偷偷挖。当天晚上，吴培文他们找来了十七八个棒小伙子，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挖出了一个大土坑，然后继续朝下挖。终于，宝物露出来了，借着昏暗的烛光，仔细一观察，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样的东西。大家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宝物终于揭开了"面纱"。此时天边开始发亮，不能再干下去了。他们只好填回一些浮土，又用柴草盖住洞口，约定次日晚上接着干。

　　出土——换上新的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这鼎终于得见天日

　　第二天晚上，他们多叫了一些人来，队伍扩大到42人。开始，一部分人在扩大洞口，另一部分人找来3根粗粗的圆木，交叉着支到洞口上，这在当地叫"叉抽"。找了一个浇水的辘轳作滑轮，又拿一条粗绳子从滑轮上面拉过来，直通洞底，成了稳固的提升架。洞下面空间小，只能站两三个人。地面上一个人喊着号子，套上两匹牲口，人也一起帮衬着，一起使劲往上拽，洞底下的人用撬杠撬……"大炉"终于缓缓地上升了。稍微挪动一点，上面有人往下扔土，洞下面的人马上再往"大炉"下面垫土。然后，上面号子一喊，大家憋住气猛地一拉，"大炉"又上升了几厘米。如此往复，大鼎一点点提升。

　　不过消息还是让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区公所的头头来了，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派一个排保护大家。当然，这一个排的人都要"算股"了。于是，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

　　整整折腾了一夜，"大炉"才上升了六七米。天将亮的时候，只听到"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由于一层层地垫土，所以，对洞下面的人并没有造成伤害。绳子断了，只好歇息了。直到第三天夜里，他们又换上新的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这鼎终于得见天日。紧接着，就是秘密把鼎运回村里，暂时埋藏到吴培文家院里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伪装好。

　　刚刚过去十几天，大家的心还没有放下来就出事了。村里有人走漏了消息，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要来看鼎，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怎么办？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觊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

　　那天夜里，黑田荣坐着小汽车来了，登着梯子翻墙过来，大伙拨拉开乱草和浮土，黑田荣走到了跟前，自称见多识广的黑田荣就惊呆了，"吆唏、吆唏"地直叫唤。他戴着小眼镜围着大鼎整整转了好几圈，一边看，一边嘟囔，谁也不知道他说了点儿啥。终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中国人，这个！"他跷着大拇指连说带比划。村民们站在那里，不知道黑田荣的下文是什么。

　　没有几天，村里小孩子跑来说，赶快跑吧，鬼子又来了！这次来的不是黑田荣，有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共100多人里。吴培文一看这阵势，撒腿就跑了。可能是黑田荣说错了地方，这拨人把吴培文家翻箱倒柜弄了一遍，没有找到"大炉"，走了。

　　这可怎么办？继续放着连性命也难保了。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说，还是卖了换成钱安生。

　　卖鼎——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他们就托当地的一个专门"倒腾"古物的古董商将消息透漏给大买家。没过几天，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带着护兵和通信员坐着小车来了。看到大铜鼎，肖寅卿一下子惊呆了。肖寅卿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一直仔细地看到鼎足。大家沉不住气了，催促他说个数儿。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两万？不，20万光洋！大家伙儿舌头还没有伸直，肖寅卿又说话了："不过，你们得把它给我分解开，起码分个十块八块的，不然，我怎么运走？等我一块块地装了箱，就把钱付给你们。怎么样？干不干？"

　　一说这么多银元，不少人动心了，毕竟大家穷得要死啊！

　　当晚，他们开始用锯条锯，折腾了一夜，折断了几十根德国产的锯条，连大鼎的一根腿都没有锯下来。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哎呀！这一锤可不得了，轰的一声，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砸掉了一只鼎耳！由于害怕把鬼子招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扒掉西屋马棚地上的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重新埋上，又伪装好。

　　不久，上回没有得手的宪兵队等一班人，再次来到武官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吴培文家院子前后通街，他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

　　说来也巧，下午3时许，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天昏地暗。村里的鬼子只好走人。吴培文回村一看，他们把西院马棚误以为西屋马棚，翻了一个底朝天。回到自己家，他发现挂在墙上的照片被全部拿走了，拿走照片肯定是为了捉拿自己。家是待不下去了，吴培文找了几个人，折腾半夜，把"大炉"又转移到自家放草料的东屋，只身投奔亲友去了。

　　贺礼——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

　　村里人知道鬼子不会罢休，后来就把以前挖掘的一只没有人要的破罐子，用麻袋裹起来放到床底下，搪塞了他们。打那以后，吴培文有家不能归，在亲戚家辗转住了两年，又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流浪打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回到了故乡，当初参与挖鼎的几个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司母戊大方鼎。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东街4号的萧朝庙内，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结果，风声竟然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

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于是，司母戊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后来被存放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

　　解放南京时，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从南京调往北京，大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家博物馆。(记者楚涛 通讯员志伟)

　　链接：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该鼎造型庄严雄伟。长方形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双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四足中空。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该鼎的化学成分为：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